《酒的精神》贡华南著，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393页，98.00元

在当代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中，贡华南教授的滋味哲学或曰味觉思想在生存论旨趣与方法论特征上始终别具一格。从《味与滋味》（上海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此书201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2022年更名为《滋味哲学》由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到《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从《味觉思想》（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到《酒的精神》（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沿着味觉的方向，拓荒了一条奇特的哲学研讨退路，并形成了极具个人气势派头的研讨气象。作为滋味哲学的最新成果，《酒的精神》关注日常中一个具体的有味之物——酒，以及生活中一件新鲜的有味之事——饮酒。通过对酒与饮酒的味觉式哲学探讨，《酒的精神》呈现了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紧张体式格局以及所过精神生活的品质与格调。由此，滋味哲学的论域得到了极大拓展，其生存论旨趣与方法论特征也得到了鲜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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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问题的酒与饮酒

酒与饮酒何以能够作为哲学问题而成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领会滋味哲学对时代病的理解。在《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中，作者界说了本身事情的关怀所在：“治病是哲学的基本功效之一，时代病理应成为我们哲学的动身点和据以展开哲学之思的道路。每个时代的水不一，每个时代的风各异，每个时代饮水吸风者皆有本身的痛痒——此立即代病。在哲学层面上触及本身的痛痒——拣择问题、化解问题，这是哲学家的本职。反思本身的痛痒，理论上化解本身的痛痒，这是我近年一直努力尝试的思索体式格局。”（《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第1页）《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把“忙”视作当代人的切身痛痒，而用以克服“忙”的则是“闲”。在作者看来，当代人烦忙的感觉与忙来忙去的生存状况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与古代社会的高度视觉化紧密相关。“视觉思想与忙并不同一，但视觉思想却构成了当代的忙的紧张特征。”（《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23页）如果说“忙”是时代病，那末高度视觉化就是内在病理。在滋味哲学的视阈中，高度视觉化带来的恶果是意味、情味、滋味、道味的缺失，即乏味，是以对此病理的克服，需要借助味觉思想，而酒恰是有味之物、饮酒恰是有味之事。因此，随着滋味哲学的不断展开，酒与饮酒就成了哲学问题并进入哲学反思的视野当中。

视觉的展开需要观者与所观拉开距离，在拉开距离的观看中，所观工具化，而且呈现出内在的具有确定性的形式。味觉与视觉则不同，“起首，味觉流动中的人与工具之间始终保持零距离；第二，工具不是以‘形式’呈现，而是以形式被打碎、内在内在融二为一的体式格局呈现；第三，工具所呈现的性子与人的感觉相融会”（《味觉思想》，第1页）。饮酒流动处处展现着味觉的特征而与视觉迥然相异。对饮者而言，酒起首以其香味进入鼻子而打动人心，随之又以其甘辛之味进入口舌、肠胃、血脉，“移易着饮者的身体与心灵，并进一步改变着自身所处的天下”（《味觉思想》，第3页）。在全部历程中，酒与人始终相互融为一体而没有距离。更为紧张的是，作为一种液体，酒有形而有质，它从根本上拒绝以“形”的体式格局呈现，而始终以其“味”与人打交道，甚至以“味”通神，所谓“天上人间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此为朱敦儒《樵歌》之语，《酒的精神》对此多有阐释，参见第5、249页，以下援用本书仅注明页码）。同时，酒所呈现的“味”并不独自存在，而是连接着饮者的感觉。在肯定程度上，饮者有何种精神天下，酒便呈现出何种“味”，这种“味”不是科学所能还原的成分，而是酒与饮者相互交织而作育的意味、情味、滋味、道味！

酒不仅使饮者收获了“味”，还帮饮者突破了“形”。饮酒而醉，醉眼朦胧，天下便不再呈现清楚之“形”。“酒改变饮者的能力、胆量，直接体现在饮者观物之眼远离正常的眼睛。酒眼、醉眼观天下，天下因此而变形。”（246页）“醉眼与正常的眼睛不同，醉眼之所见乃变形之物。”（同上）酒的意义在于能够“变形”，正因为此，作者把饮酒称作“形而上”的运动，《酒的精神》对此反复论说，如“饮酒等于绵亘不停的形而上运动”（13页）；“酒与‘形而上’感动天然合拍”（141页）；“一场酒就是一场精神修行，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242页）；“一场醉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278页）；“一切的醉都具有形而上性子”（361页）。中国思想中的“形而上”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metaphysical”，后者基于形式而立本体，本质是视觉思维的展现，前者则是超越“形”、突破“形”而达乎其上，最终导向的是味觉思想。把饮酒视作“一场形而上的运动”是《酒的精神》对饮酒流动的至高礼赞，其所彰显的是酒对视觉的突破与对味觉的直立。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在根本上领会饮酒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意味，才能真正进入酒的精神当中。

《酒的精神》刻画了酒不断超越“形”并由之“而上”的历史历程，尤其是梳理了酒与礼乐、形名、术数、玄理、佛理、天理、科学的纠葛。形名、术数、科学与视觉紧密相关，甚至就是视觉精神的直接体现，礼乐既包罗视觉亦包罗听觉，相较而言，玄理、佛理、天理与视觉的关系较远，三者本身也具有味觉特征。以天理为例，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424页）“体贴”是味觉式的达乎工具的体式格局，明道自觉以“体贴”来刻画与天理的关系，便凸显了天理的味觉性。不外，当所体贴的东西以“理”的体式格局呈现时，无论是“天理”还是“玄理”“佛理”，它也就带有了比较明确的形式规定，亦即带有了肯定的视觉色采。因此，礼乐、形名、术数、玄理、佛理、天理、科学等虽与视觉关系或近或远，但都与视觉相关，《酒的精神》着意于酒与诸种视觉形状的纠葛，论述了酒与礼乐、形名、术数、玄理、佛理、天理、科学的争斗，其旨趣在于以酒来突破、超越后者或强或弱的视觉性。《酒的精神》意图揭示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视觉思想不断转进，酒却岿然不动，它一直以甘辛之性味移易饮者之心灵，使饮者升腾、突破、超越，恰是通过这一超越，一种非形式化、非建制化的自由的真实的生命形状才得以大概。

在滋味哲学中，视觉多处于被批驳的位置，味觉则多被赞扬。不外，滋味哲学从未将味觉视作唯一的救赎之路，赞赏味觉也不是为了让味觉完整替代视觉。在《酒的精神》中，如上这一特征展现在“茶酒相乐，天下清和”的命题上。茶与酒都是通过性味改变饮者，它们都是味觉性的物。不外，茶之性味与酒不同，“前者苦、寒，后者辛、热”（334页）。由之，二者对人的移易也不相同，“或让人静，或让人动；或让人收敛，或让人释放；或让人明，或让人幽”（334页）。从对眼睛的作用来看，醉酒令眼睛迷离，万物在迷离之眼中变形，但饮茶却能令眼睛看得更清楚，《茶经》称茶能治“目涩”，《本草拾遗》则直接指出了茶的“明目”功效。从对身体的影响来看，醉酒之后或卧或眠，饮茶却能提神驱眠，所谓“使人少眠”（《新修本草》）、“使人少寐”（《本草逢源》）。从精神品性上来说，“酒近于乐、近于仁，茶近于礼、近于义”（348-349页）。茶虽为味觉之物，但其使人目明、少眠、近于礼的特征无疑又使之带有视觉色采。对付这种“使道路更加清楚，界限更加明确”的“饮中君子”（346页），《酒的精神》并没有采取贬抑的姿态，反而强调作为一种理想，单纯由酒之突破、融会所实现的“和”并不完整，“‘和’而不‘清’，万物流荡而不返，融通而无涯际，失去个别之‘个’而无序”（346页）。面对这一状况，茶之“清”能够折衷酒之“和”，最终实现“茶酒相乐，天下清和”的存在图景。在“清和”图景中，“清”与“和”相互交织，“界限”“自身”等品格虽被保留下来，但这些品格所展现的不再是视觉性，而是味觉化的视觉特征，“界限”是“融通”中的“界限”，“自身”则是“一体”中的“自身”。

视觉味觉化是视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命运，也是滋味哲学对视觉的态度。从视觉与味觉关系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滋味哲学始终坚持味觉相对付视觉的优先性、基本性。在《酒的精神》中，这一对视觉与味觉关系的根本性理解在醉与醒之辨中得到了集中展现。醉后万物变形、人物一体，“醒之后睁眼看天下，人与他人、万物、天空大地拉开距离，离开一体，从新对立”（279页），因此，《酒的精神》把“醉”领会为“味觉对视觉的压倒”而把“醒”称作“视觉对味觉的成功”（278页）。在醉与醒关系的问题上，早期中国思想家多警醒“醉”而以“醒”为善，是以周公作《酒诰》而屈子以“环球皆醉我独醒”来自我标识，在这一认识中，“醒”高于“醉”且“醉”易而“醒”难。然而，随着味觉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确立，“醉”逐渐升格而“醒”也得到了新的意涵。基于此，《酒的精神》提出了两个相反的命题，即“醉难于醒”与“醒基于醉”。“醉难于醒”意味着味觉性的与物一体难于视觉性地把握工具，“醒基于醉”则道出了味觉对视觉的奠基意义，“没有经历过‘醉’的生命缺乏深度，不曾醉的人也就无所谓‘醒’”（294页）。“醒基于醉”中的“醒”是“醉”后之“醒”，是味觉化了的视觉，这个意义上的“醒”比单纯视觉式的“醒”要更能洞察天地万物，是以阳明赞叹“醉后相看眼倍明”。醉后仍旧相看，这时的“看”不再是工具化的凝视、观看，而是已经被味觉化了，进入了体会、感通之域。味觉式的饮酒者进入此域，与天地万物相感共在，其所得到的精神生活与视觉性的观看者大不相同。

饮者的精神生活

酒是天地的奉送。成熟的果子从树上落下，进入河道湖泊，经过发酵便是天然的酒，水中之鱼、树上之鸟、陆上之兽便是最初的饮者。从在天地间的位分来看，诸饮者天然地平等而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在诸饮者中，人确乎有其奇特性：人与酒相互交织，由之酒具有了精神性而人亦得到了新的精神生活。

“饮酒是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紧张体式格局”，这是《酒的精神》导论的标题。世上诸民族皆饮酒且多有本身的酒神，西方酒神狄奥尼索斯便因尼采之故而为古代哲学所注重，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引标题似乎也能够改作“饮酒是人类过精神生活的紧张体式格局”。不外，迥殊强调“中国人”而不是“人类”仍有其紧张意义，这不是狭窄民族主义的傲慢，而是有其特殊的考量。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酒精神因其味觉特性而扮演着格外紧张的角色，别的民族亦不乏酒精神，但酒精神的味觉特性并没有得到彰显，如西方人“对酒之热性的认识与中国人一致，不外对酒之‘甘辛’之味却很少提及，更不存在‘味通神’之说”（第7页）。归根结底，在天下各主要文明传统中，唯有中国传统自觉地走上了味觉的道路，因而中国人对作为精神物的酒与作为精神流动的饮酒举行了更为雄厚、多样的反思。相较而言，别的民族或注重觉、或重听觉，因而纵然注重味觉性的酒，也未将饮酒视作其精神生活的紧张内容。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饮酒是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紧张体式格局”。

不同时代的饮者处于不同思想配景当中，具有不同的德性与才情，这决意了不同的善饮者虽然皆突破“形”并由之“而上”，但他们“而上”之后所处的精神天下并不相同。《酒的精神》以赏识的姿态对历代饮者的精神生活举行了富有情味的刻画，通过这些刻画，饮者的饮法如豪饮与闲饮、醉后的状况如醉狂与醉卧、饮者的精神故里如醉乡（醉乡有儒、道之分）得到了极其生动的呈现。这些状况在《酒的精神》中有层次之别，如闲饮对豪饮有所克服，醉卧对醉狂有所超越，儒家虽亦有醉乡的理想，但这一理想究竟基本于道家精神。不外，虽然这些区分从正面展现着滋味哲学在生存论上的态度，但《酒的精神》并没有在价值好坏的层面分判不同饮者的精神生活。

在肯定程度上，《酒的精神》展现出了对醉卧、醉乡的偏好，但也异样看到了其中的弊端：“醉者自限于柔顺的醉乡而阻断现实的行动，其对现实秩序的危害得以最小化。醉者不立，血性也难在”（177页）；“向醉卧的演进彰显出中国人内敛、内转的文化心理，抑制住酒的打击力却也使醉者血性难再”（160页）；“醉乡无法广泛化，注定只能是个别闲人的精神避难所”（235页）。如果说茶酒之辨所展现的是滋味哲学从来未将味觉崇高化而是始终认识到视觉的气力与意义，那末上述引文则清楚地表明滋味哲学从来没有因其醉乡之柔顺而忘记血性之刚健，亦没有因对个人精神的注重而忽视天下秩序。《酒的精神》所道出的是：饮者的精神生活雄厚多彩，其中一些展现着我们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的精神取向，这些取向迥殊引人入胜，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它们亦有流弊。不外，源之流弊不克不及归罪于源，酒无辜而饮者无罪，正因为此，无论世俗意见怎样诋毁酒，《酒的精神》仍旧借晏殊之语吟唱“人生不饮何为”，借乐天之诗召唤“不如来饮酒”。

在“人生不饮何为”“不如来饮酒”的召唤当中，应当豪饮还是闲饮、应当醉狂还是醉卧、应当逍遥于道家醉乡还是安家于儒学醉乡，这些选择被托付给了每个具体的饮者。对当下人来说，古人提出的不同的精神生活完整大概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因此，《酒的精神》对古代不同饮者精神生活的玩味并不是以古律今，而只是为当今饮者提供精神参照以更好地得到自我理解。实际上，从酒所具有的“变形”功效来说，饮酒中“应当”是作为“礼法”的一种表现而被突破了的。对真正的善饮者来说，最好的情况是，在前贤的感化下拓荒出新的饮法与饮酒状况，那样才符合酒的精神。《酒的精神》对此有深度自觉，是以提出了“意不在酒，亦不离酒”的命题，“不在酒”意味着饮者并不是仅仅追求心理性的愉悦，其所追求有超乎心理者，“不离酒”意味着饮者所寻找的精神生活不离乎日常有味之物与有味之事，这一精神生活奠基于切身感觉而非思辩构造。应当说，这一命题是滋味哲学所拓荒的饮酒精神，最鲜明地展现着滋味哲学对酒的态度。

饮者之意不在酒又何所在？在于“真”！这里的“真”并不是“谬误”之“真”，亦不同于儒家“朴拙”之“真”，而是指新鲜生命的真实展现。《酒的精神》感叹道：“人世日益演进，‘真’却日益稀缺；‘真’愈难过，人们慕‘真’、求‘真’之念愈烈。”（350页）“真”难以呈现、难以寻找，既因为世俗之人沉溺于功名、利禄、权位而不克不及自拔，亦因为世俗以礼乐、形名、术数、天理、科学诸“形”来自我规训。“真”既难寻，何处求“真”？《酒的精神》基于古今饮者的真实体验，提出了以“醉”显“真”的退路，“‘醉’既能产生‘真’，也能呈现‘真’；既能乐‘真’、养‘真’，也能保证不失‘真’”（同上），饮者“甚而断言‘唯有醉时真’，将‘醉’作为‘真’的必要前提与呈现场域，以及精神生活的本源。”饮者进入醉乡，功名、利禄、权位便都失去了意义，当此之际，饮者超脱世俗进而达至天然之境，无雕饰的真实生命便得以展现出来。“醉”之“真”既表现为无雕饰，又表现为突破礼乐、形名、术数、天理、科学诸“形”而进入与物同在的一体之境，这不仅对道家如此，对儒家亦如此。例如，“在王阳明的思想中，醉并不意味着良知被蒙蔽。他时常饮酒，也时常醉。在他看来，醉并不可怕，此乃物我人事融契一体的天然表现。……醉卧山间，明月清风相伴，良知与山川日月同在”（293页）。在一体共在之境，万物陪伴饮者，饮者照料万物，这是滋味哲学视阈中饮者在天地间的生存姿态。

“陪伴”是恬淡精神的展现，“照料”则展现着照料者的温情与敬意，在《酒的精神》中，后者与天地间另外一种液体深度相契，这种液体等于泪。从《酒的精神》的章节安排来看，《“敬酒”与“还泪”》是末了一章末了一节，整部书也在此节达到了高潮。因为，只有在此节，饮者的精神天下才得到了完整的呈现。说起来，酒与泪的性味并不相同，“前者甘辛，后者咸。甘辛之味使人发散，饮酒使人释放郁结而舒展；咸味使人收摄，堕泪让人含敛、凝聚”（366页）。然而，饮者有泪，酒与泪后天地结盟。起首，泪异样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堕泪如同饮酒，是一场超越视觉、由视觉而味觉的形而上运动——眼中不再有‘形’，只有有形的、咸咸的泪。眼中有泪，我们不再‘看’内在于己的天下，天下万物被泪水浸染，也会被咸咸的泪水穿透”（372页）。其次，泪尤其是血泪异样展现着真实的生命，“对世人而言，酒后真，泪中人更真。堕泪可以伪装，但血泪绝对真。流血泪者有血性——真性中的真性”（378页）。更为根本的是，泪是对天下的态度，展现的是堕泪者心之伤、心之疼、心之痛、心之悲，是此心与他心的一体相连的佐证。天地以甘露浇灌，被浇灌者以眼泪酬谢，《酒的精神》所提出的“浇灌-酬谢”（376-383页）的神圣谱系为理解天地、万物、人事拓荒了新的大概，这种大概与酒的精神相反相成，异样展现着滋味哲学在生存论上的姿态。

酒与泪性味有别，前者升腾而自由地进入天空，后者沉降而深为大地所牵绊，然而，饮者有泪，酒泪合流，天空与大地在饮者的精神天下中相交织，饮者由此实现了与万物同情一体的境界。在一体同情中，饮者与万物相互陪伴与照料，饮者之恬愉与清淡、温情与敬意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这是饮者真实的精神生活，是滋味哲学对活着者的深切寄望。

从《酒的精神》看滋味哲学的方法论

自觉于方法论上的探寻与突破是滋味哲学的显著特征。《味与滋味》的“绪论”名为“滋味：寻找中国哲学方法论”，这既是开宗明义地把作为动词的“滋味”视为中国哲学奇特的方法，亦是将“滋味”作为自身研讨的方法来寻找中国哲学。“滋味”之“味”是“品味”、是“玩味”、是“解味”，是“把玩”在己当中或与己一体的有味者并将之呈现出来，而所呈现的出来的乃是味觉式的道理，或者说，是有味之道、含味之理，而且诸道理之间絪缊贯通。这种味觉式的玩味迥然不同于视觉性的分析，后者是观看式的、工具化的，其所探讨出来的是定理、条理，它们独自构成一个天下，相互之间仅具有逻辑上的联系关系，和人亦仅具有内在关系。举例而言，天地之道联系关系着领会着并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而行星运行之理则有关乎人的认知，二者在存在论上处于不同层次。

在《酒的精神》中，滋味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得到了具体呈现。起首值得注意的是，“饮酒”被《酒的精神》视作思想方法，书中对此多有强调，如“饮酒还是精神修行者的思想方法与修行体式格局”（150页）；“饮酒是普通饮者过精神生活的紧张体式格局，是思想者的思想方法”（192页）；“饮酒超越欲望，逐渐被士人当作思想方法”（参见13页、240页、302页），等等。“饮酒”之“饮”乃品味之“饮”，所饮之酒乃有味之物、含道之物。就此而言，“饮酒”等于“滋味”，或者说，作为思想方法的“饮酒”是“滋味”的具体展开，“饮酒乃味觉流动，以饮酒证实天下之真实可以说是对秦汉发展起来的‘滋味’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306页）。一般来讲，“滋味”的体式格局很多，除饮酒外，漫步、静坐、念书、参禅以及日常洒扫应对等皆可视作“滋味”的体式格局，既如此，饮酒又何以能够高标特立进而被视作一种思想方法？关键的地方在于，相较于“滋味”直接面向大道，“饮酒”是在与具体之物的融会中来体会大道，是在身体与心灵的交织变化中来领会大道，这是“‘日用即道’观念的具体运用”（317页），亦是“道在物中、即物求道”观念的具体运用。在当代中国哲学迥殊注重对“道”的直接寻找的思潮中，将“饮酒”视作思想方法彰显了切己之物的紧张性，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酒的精神》堪称一部求道思潮中的味物之作。

关注切己之物意味着将思想引向了日常生活，引向生活深处的一般履历。“日常”意味着切身，“生活”意味着与思者的生命感觉相连，“深处”意味着若非用特定态度、方规则所思的切身感觉虽日用而不知，“一般”意味着所思虽然连接着思者的感觉但仍具广泛性而非私人性，“履历”则意味着始终关怀彼岸的天下而不去彼岸举行思辩构造。生活深处的一般履历，这是“饮酒”的指引，是“滋味”之何所“味”，亦等于滋味哲学始终玩味的工具（参见《味觉思想》，16页）。进而言之，对所玩工具之意味的呈现也需要特定的方法，在这个层面，滋味哲学亦有本身鲜明的特征。

起首，玩味小词，涤荡大词。作为中国哲学的当代新形状，滋味哲学没有忽视中国哲学的传统观点与问题，但它不再直接面对哲学史中的超级观点与超级问题，而是起首关注传统思想虽常用而未大词化的小词，这些词每每意味深远。例如，《味与滋味》的核心观点是“味”“感”“羞”“形”“象”等，《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的核心观点是“忙”“累”“烦”“怕”“盗”“柔”“空”“节”“闲”等，而《味觉思想》的核心观点则是“形”“体”“理”“温”“淡”等，这些词多是小词。玩味小词的方法在《酒的哲学》中异样得到了鲜明体现，在此书中，酒的精神与饮者的精神天下是通过“酒”“醉”“闲”“茶”“泪”“远”“醉乡”“醉卧”“醉狂”“闲饮”等词的勾联而呈现的，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这些词意味深长隽永，而《酒的哲学》对这些词的分析异样极富意蕴，读之如痴如醉如饮醇酒。

玩味小词并不意味忽视大词与大问题。实际上，滋味哲学是通过对小词的玩味来为从新理解大词和大问题拓荒思想空间，如《味与滋味》通过对“味”“感”等小词的讨论与使用令“物”“道”等大词以及中国哲学的特性等大问题得到了新的理解，《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借对“忙”“闲”等小词的讨论呈现当代人的精神状况，《味觉思想》讨论“温”“淡”等小词的旨趣亦在从新理解儒、道精神基调等大问题。在《酒的精神》中，核心观点是“酒”“醉”等小词，但通过对这些小词的讨论，“礼”“乐”“名”“法”“性”“理”“道”“德”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超级观点都能够得到新的理解。此外，面对大词，滋味哲学常常会寻找其原义或曰履历义，而且迥殊善于通过“拆”与“合”的体式格局来追溯大词的原义、履历义。这一方法每每能够涤荡笼罩在大词上的迷雾，剥离附着在超级观点上的各种“误解”，进而使其从新焕发出原有的意味。这种将大词小词化的努力在《味觉思想》对“形而上”“本体”“天理”等观点的讨论中展现得最为鲜明，在《酒的精神》中，“形而上”是理解酒之精神的核心观点，而该词的含义乃是超越“形”并由之“而上”，这一含义恰是对作为大词的“形而上”举行涤荡之后才能得到的理解。

其次，注重历史，关注日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的研讨被同等于中国哲学史的研讨，而缺乏对哲学本身的探讨。近些年，中国哲学研讨者的哲学自觉愈发明显，但其所关注的问题或者笼统而远离生命履历，或者联系关系的是古人的或西方人的生命履历，对自身当下的日常履历缺乏关注。相较而言，滋味哲学既注重历史，又关注日常。历史提供了古人的智慧，日常则使相关研讨具有动人的活生生的气力，在滋味哲学中，二者相互交织难以支解，《酒的精神》即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特征。从《酒的精神》章节安排来看，第一章讨论了先秦、两汉、宋、明的饮酒履历，第二至四章则讨论了历代紧张饮者如陶渊明、李白、王绩、白居易、晏殊、苏轼、陆游、陈白沙等前人的饮酒履历，第五章论茶与酒、醉与真、酒与泪也是基于庄子、王阳明、曹雪芹等人的文著而加以发明。对古人饮酒履历的反思并不是以古论古，而是连接着对自身日常履历的理解展开的。或者说，《酒的精神》不是对古人履历做逻辑上的笼统与思辩，而是连接着日常履历来使古人的履历再次具象化。从根本上来说，滋味哲学所讨论的履历是一般履历，对该履历的具体感觉因人因时而异，但这些感觉内在贯通并仍具广泛性。正因此，在滋味哲学对诸履历的分析中，历史的维度与日常的维度交织在一起，二者相反相成、交互成就。

再次，拓展哲学探讨的文本与景象。哲学如果被理解为对基础生存履历的玩味，那末哲学研讨的工具就不会仅仅是哲学家的作品。换言之，当研讨者把本身的目光更多集中在小词并更加注重一般履历，那末相关研讨就不会范围在传统被视作哲学的文本当中，这在滋味哲学中表现得格外凸起。自《味与滋味》最先，滋味哲学就不断将本身的视野拓展出哲学文本，由此，医书、诗赋、小说、书画等等都进入了研讨的视野。实际上，一切能够蕴含一般履历、展现切己景象的作品都为滋味哲学所留意。《酒的精神》以古今酒履历为讨论工具，天然更不范围于所谓的哲学典籍，《酒的精神》“余论”谈到：“作为基本生活之物，酒与不同层次的流动联系关系，有的进入经典文本，更多的散落在与生存感觉直接相关的诗词歌赋、条记小说甚至芜杂的野史中。因此，本书取材非唯经史，亦不限于子集。”（391页）进而言之，文本上的拓展是表层的，更深层的是哲学研讨的景象的拓展。在滋味哲学看来，一切凝结着人类精神的景象都应当是哲学玩味的工具，对这些景象的玩味不隶属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科技哲学等建制化的哲学分支，但又因为其思入生活深处的一般履历，也就能够为从新理解诸分支哲学拓荒视野。因此，滋味哲学不是对以往哲学研讨的替代，也不仅仅是一个补充，其以“味”为方法，以“道”为旨趣，为人类精神景象的研讨提供了新的退路，打开了新的天地。

结语

在乏味的时代，滋味哲学以重建有味的生活为旨趣。面对视觉不断得到统治权而世俗化不断拓展的时代状况，《酒的精神》以玩味、解味为态度与方法来进入酒，酒便不再以科学的、世俗的脸孔呈现出来，而是呈现出其精神性的意味。《酒的精神》以其深情召唤着：一种深富意味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而饮酒恰是进入有味生活的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子。在乏味、烦闷、无聊、疲惫的生活中，不如来饮酒，不如大醉一场。纵然醉后仍要醒，但基于醉的醒将会让我们领会不一样的生活。这种生活，无论怎样难过，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古人深契于此，《酒的精神》亦深契于此并以此感化，愿活着者于此感化下在乏味时代过上有味的生活。

发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