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汗青缝隙里的人”旨在变更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汗青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本文主人公名叫王猷，是个名不见经传，且以靡烂案了结，沦入下乘的清代县官。他生存在雍乾承平之世，并无荣幸参与庞大汗青事件，也没有甚么治乱兴衰、沧海桑田的悲喜故事将他裹挟其中。但他平庸昏暗的运气，或允许以作为我们窥视清代“贪官”心路进程的镜像，比拟那些激情澎湃的人生，更忠实、俗浅地映射出时代特性与群体面貌，而非高出与超越。

十年春梦玉堂空

王猷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绍兴是人文之薮，产官之地，会稽附郭府城，贵人之家无处不有，像王猷这样两榜出身的实缺官，放在那些人材不甚充分的处所，总要在家乡方志中，留下三五行小传，赢得“生而颖异”“靡不深究”之类的吹捧。但在可资翻检的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三级方志内，王猷之名，仅涌目前“推举志”的简易表格内，即欲得其字号、乡里，笼统的仕宦经历和家庭情况而不克不及。惟经笔者爬梳零星史料，才从乾隆十八年《缙绅全书》中，窥知其表字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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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八年《缙绅全书》江西省部分

在方志“推举志”中，王猷获得举人、进士的时候，离别被记在雍正七年、八年条下。雍正庚戌（八年）一科，是名不虚传的“响榜”，乾隆朝官至大学士的梁诗正、蒋溥、嵇璜均在此列。且内多权贵后辈，除蒋、嵇二人离别为大学士蒋廷锡、嵇曾筠之子外，尚有雍、乾巨头鄂尔泰之侄鄂敏、张廷玉之子张若溎也跻身其间。

这一榜中，二十八岁的王猷名列二甲第八，排序十分靠前。如果另换一科，这样的名次，只要朝考发挥不甚变态，被选为庶吉人，备位翰林的可能性异常之大。一旦有此出发点，得君行道，致身觉得国用的儒家至高理想，就将成为可资积极的方针，而非浮滑妄诞的呓语。然而雍正年间的进士授官，被这位个性十足的皇帝覆盖上浓郁的主观色彩。首先，他极力拔擢知己重臣后辈，如将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等家族的青年新进，都置于翰林院，以致揽入内廷，充当军机章京或文学随从。再者，他对浙江特别是浙东士人颇多偏见，甚至在雍正四年下旨将该省乡、会二试停开，两年后才予以恢复。

雍正帝画像

雍正八年殿试排名出炉后，除以常规朝考选拔庶吉人外，皇帝又下旨诸臣保举，构成测验、推荐两结合模式。与议诸臣综合新进士文章、地域、出身、年龄等各项指标，构成终究的五十三人名单，重臣子侄全数入选。至于我们的主人公，这位文通运舛的绍兴人王猷，不但玉堂无望，甚至连下翰林一等的六部主事也没有争到，径以二甲高第外用知县。

所幸，相对清中前期而言，雍正朝的政界窒碍尚不严重，作为皇帝门生的新科进士，补缺更显便捷。雍正八岁尾，王猷被分派到江西学习行走，三年后，由本省巡抚题委泰和县知县，试用一年期满，即有实授资历。现存吏部《题为遵旨议准王猷补授江西泰和县知县事》档案转引了时任吉安府徐亨时为王猷填注的试用期评语，行文虽不乏官腔套话，但所列亦多实在政绩：如“文庙、乡贤祠宇竭力劝捐，修造完固；普济、育婴二堂倡捐劝输，修葺、养活有资，老幼孤贫均得其所”“门路、桥梁捐资时为修整”等句，均与《泰和县志》相关纪录符合。古代政府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义务无限，处所官号召缙绅捐输，救助弱势群体，可视为刑名、钱粮等硬性事情以外，别有余力的直观表现。王猷初膺一县之重，即能在“征收漕米，铲除陋弊”“钦部案件，依限结束”“自理刀笔，随准随审”的前提下倡积德政，上司嘉以“才具干练，办事明敏”，大约确非虚誉。

大概是遇上雍正帝驾崩大事，像题补基层官员这样的常规政务，即使各环节均无异议，但节拍明显拖沓起来。雍正十二岁尾，王猷试用期满，直到两年后才经本省巡抚俞允，上奏朝廷，又延宕至乾隆二年三月，方得吏部议准。其间，他固然还是在泰和履职，而实授之命一日未下，翘盼之心，自属有加无已。就在这难熬的等待中，乾隆元年十仲春，随任在赣的老父因病故去，王猷按例报请丁忧，不久去官返乡。实授之命与守制之请，在从京师到江西的某处驿站、某节官道上打了个旋，带着恼人的时候差擦肩而过。王猷披麻带孝，为亡父嚎哭之便，大约也会掺杂些对自家的哀鸣——宦途一物，浑似被抽打的陀螺，作好作恶，竟全不与自己干系。

世味已如流水薄

丁忧的日子一晃三年，乾隆五年初，三十八岁的王猷另起炉灶，还要试试仕进的运道。这一次，他被分派到河南去做知县，由于先有实授之命，以是腰杆硬挺，一上来便补了豫东归德府属夏邑县实缺。固然此前的经历实在令人懊丧，但风华正茂的王猷并没有敷衍消沉迹象。从一处细节便可看出，至多在夏邑任上，他照样位勤奋任事、头头是道的能员——每逢新春开印，他就会对照上年檀案，回顾统统未完旧案，逐个清查查对，以省官方拖累。态度之务虚，思路之明晰，很有绍兴士人精干风采。不外，自觉得别开新局的王猷，并没有迎来运气齿轮的迁移转变。那齿轮的转子好像被锈蚀住，平几浮搁还则罢了，稍吃些力，就不免火星飞溅，更有甚者，还要支离破碎。

赴任夏邑不久，一件不起眼大事，就激成王猷的运气不克不及承受之重。当年五月，同属黄泛区的安徽灵璧县遭遇水灾，当地百姓多有向西逃荒而至本县者，内里有十三岁少女名刘两者，因与家人失散，漂泊到夏邑石井村，被年过七旬的老妇人朱氏收留。数月后，家景贫寒的朱氏养活无力，央求保正携同见官，想请县太爷代为筹措。因刘二年幼懵懂，只晓得家门前有座桐山，至于府县统领，则一概茫然。王猷听得云里雾里，既不克不及知其来历，便无从访其亲朋，只好令朱氏将人领回，自己捐银一两，聊补生计。乾隆六年春节一过，王猷按例调取未清公务，因查及刘二一件尚无下落，就收回牌票，让衙役前往石井村，了解此女是否已由亲属领回。朱氏一见来人，又带着刘二随往县衙，极力诉说贫苦。王猷思虑再三，只得将人留在府中，与自家所雇的婆子张氏同吃同住。

由于总无家属来寻，刘二在县衙生存了一年有余。到乾隆七年五月，夏邑连日暴雨，县衙后墙顷颓，十九日，常趴在更道墙头看鸭子的刘二掉进河里，虽经打捞登陆，却已溺水身亡。事发当天，王猷前往西乡验尸，不在县衙。回署后，经救捞一事的组织者——县城北关处所禀报，才得知刘二出错淹死。由于仵作验无别伤，王猷便将此事当作意外变乱，一面命人买棺成殓，又将衙门筑墙加高，不许儿童爬墙游玩，一面在县内贴出告示，招访刘二亲属，俾得认领尸棺。

到七月初，住在乡间的朱氏也听闻刘二淹死之信，准备去县城一探讨竟。然而衙门规矩威严，并不容老妇随意入内，朱氏只得带着气闷回家。转年三月，她又到县衙门首，眼见王猷乘轿出来，就上前扳住轿杠叫喊。随轿衙役眼疾手快，没等她自报家门，说出要见刘二情由，就一通推搡拉扯。轿内的王知县也很有官威，下令将拦路之人掌嘴五下，径自打轿而去……

就是这样一件事，几经发酵，到乾隆八年，却被编排成一桩黑色地狱故事：十八岁男子流浪失所，幸被美意的本土老妇收留，她向衙门告急，却激起县官歹心，不但不为其探求家人，反而勾致署内，百计熬煎。一年后，苦命男子香气扑鼻消玉殒，浮尸河中，是走投无路自溺殒命，照样高墙深院抱恨被戕，惟供忖度而已。紧接着，县官一手遮天，孤女沉冤难雪，连打听音讯的老妇也被软硬兼施，钳口结舌......

其时，王猷已经调署同为归德府属的商丘县，刘二一案经时任夏邑知县范安治初审，上禀代理河南巡抚阿里衮。见此处所官强留男子，蹊跷致死之事，阿里衮连翩浮想，掀髯大怒，极斥王猷：“似此枉顾官箴，藐视功令之劣员，断难一日姑容。”通省之内，巡抚之愤，即是众怒。未几日，布政使、按察使、开归道、归德府，一众属员纷纷揭报，请求将王猷特疏纠参，请旨免职，严加审判。本章既达天听，皇帝立予照准，王猷从堂上官一变而为囚徒，成为刘二之死的钦定犯罪嫌疑人。不外，文书往返，日月延宕，又遇上王猷染患伤寒，请治疗疗，一晃到了乾隆八年岁末，上次承审的署县范安治奉调卸事，尚有新任夏邑知县董榕接替查办。

阿里衮画像

这位董知县是个步步为营的细心人，且问案能得其平，不唯前任、巡抚，以致皇帝的成见左右。他对该案的调查事情连续数月，人证到堂者近二十位，直到榫头卯眼众证相合，才为王猷洗清这覆盆之冤。

本来，这件案子自刘2、朱氏以外，还掺和进两个全不干系之人：当地武生员高谋，与文生员杜丹楹。传统时代，乡间熟知官府规矩，能代邻里写状递呈者，多是小有功名的富户绅矜，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一带，这类事情一向由高谋包办。刘二死后，朱氏因赴县衙打听不成，便想按照衙门规矩，求人写一呈词再去。至于所求之人，自然就是高谋。对此，高谋底本不屑一顾，让她自行到县里要人，等听说朱氏又被赶回，便觉此事说不定别有玄机。这位秀才虽是武的，且年逾六旬，但赋性贪婪，又颇算计。大概家中正缺钱用，亦或委实地胆大包天，挨到乾隆八年三月，高谋拿定主意，准备利用朱氏打头阵，以刘二之死敲诈县官。

他先带朱氏来到县城，撺掇着扳轿喊嚷，想那王猷心中有鬼，必定要使钱行贿。后来见事不成，高谋十分气恼，只得暂将朱氏安放县城，自己另想主意，来发这笔外财。他有个交好的文秀才名叫杜丹楹，此人年青时多在本土经营，知道凤阳府灵璧县内有一桐山，离此不远。高谋闻之大喜，忙请杜某前往探查，万一访得刘二亲属，就可以趁火添差，打着王猷软肋。

杜丹楹同高谋一起，也是争强喜事之人，乾隆八年四月，他只身来到灵璧，在桐山一带沿路打听，经人指点，竟真找到刘二的丈夫、影集镇卖馍的李德。刘二与李德是童养婚，因女方年幼，尚未圆房。两年前，一家人逃荒讨饭，路遇暴雨失散，刘二滞留夏邑，余者返乡后也未报官探求。今见杜丹楹前来，说着走失男子之事与刘二全数对应，李家母子笃信不疑，立即央求杜某写下呈文，又跟着他前往夏邑讨人。

将到夏邑时，杜丹楹溘然告诉李德，你媳妇不明不白，早已死在王知县家里。他想李德没了老婆，幸免激愤要讨说法，哪知乡间贫苦，并不敢与官府纠缠，夫妻之情，也比不得三两银重。若是有个现成老婆能够讨回，倒也值得辛苦，既然人死灯灭，便不愿再费周章，回头回家去了。杜丹楹不愿罢休，不几日，又赶到李德家中，怂恿他在本县索要关文，一本正经往河南告状。如此一来，定让王猷怯生生，另赔个老婆给他。一听能赔老婆，李德心动不已，任由杜丹楹混出主意，说那刘二底本属猴，年小不克不及结婚，你不如说她是个属兔的，当年一十八岁，已经圆房，叫县官照属兔的赔你，岂不赚个便宜？李德闻言大喜，即照此说求得本县关文，跟随杜某去换老婆。

其时王猷已调署商丘，于是杜丹楹带着李德，高谋带着朱氏，同往商丘齐集，准备再到县衙门口嚷闹刘二之事。不外，这一行人很快由于行踪诡谲，被所住店铺的店主举发，县衙差役随即出动，不待他们叫喊一声，就被王猷全数拿获。朱氏、李德都是穷苦小民，上得堂去供认不讳，王猷遂论高、杜二人以挟诈、唆讼之罪，随即详报上司归德知府，转批代理夏邑知县范安治后续侦办。

然而审理之官一经变化，高谋等人即勾通供词，编排挤前文所说的黑色地狱故事。供词出入之枢纽在于刘二的年龄与籍贯。在范知县堂上，朱氏、李德按照高、杜所教，说刘二年已十八，是智识明白的成年人，又自称家在江南灵璧县，来历有据可查。如此一来，王猷留滞青年男子，知其原籍而不为查访，就显系违例渎职，别有用心。与伪供比拟，刘二来时年仅十三，且泛言家门前有桐山，不克不及知其统领，不但遭人觊觎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代为寻亲的难度也直线上升。她被王猷收留在署，而未送还家乡，或出于思虑不到，或碍于前提限制，均属情有可原，是公过而非私罪。

别的，高谋又诬害王猷向朱氏行贿白银八两，令其不再声张，银子由中间人贾可久转递。后经覆审知县董榕查实，贾可久交给朱氏的银子，系朱家向人假贷之款，与王猷无关，只因高谋在旁望见，便信口攀扯，借称贿银，以证王猷之罪。

固然“收留迷失男子，匿命贿息”的罪名得以澄清，但沿袭政界传统，王猷仍因程序性毛病，如“刘二到案时，该令不即分关邻邑，详细确查，继而留养署内，已经年余，仍未把稳查访明白，关送回籍。及刘二淹死之后，又匿不申报，即行敛埋”之类，受到“已于本案免职，应勿庸议”的处置惩罚。这意味着，案件虽在现实结论上颠覆前审，但在处置惩罚效果上顺承前议。当是时，对王猷痛斥严参的前任巡抚阿里衮已经调任，但其人出身满洲第一流勋贵世家，与政治职位蒸蒸日上的军机大臣讷亲是同胞兄弟，何况免职一事既经钦定，强行变动，即是对皇帝旨意加以“纠正”，现任巡抚宁以捐躯王猷的官途为代价，也不愿触犯勋臣虎威，甚或与“圣意”做一较量。

事至于此，以后见之明评价王猷的行事特点，大约能够归纳为勤敏练达有余，而谨慎周到不足。他肯于收留孤女，为底层大众办理生计难题，似不失为急公好义，承当有为，却没能更进一步，着意为其打听原籍家属，并送还之，导致她失于管束，落水身亡。再者，刘二之死固属意外，如系城乡住民，确乎没必要上报，但其人既在县衙生存，王猷身为家主，思之瓜田李下，即应申详备查，以示清者自清。又及朱氏赴县打听，亦或扳轿呼唤，虽不尽合见官规矩，而王猷官体威严，毫无怜惜，引得误解丛生，奸人作梗，自家丢了官帽不说，还险些落个劣员之名、遣戍之灾。

著坏残棋歇局难

乾隆十年夏天，王猷第二次脱离政界，上次丁忧，今次落职，显得愈发落寞难堪。不外，清代政界万事可捐的老例，给他带来复起进展。在清代，卖官得财，是国家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破财买官，是士人宦海浮沉的常备工具。到清中叶，各色捐法已经花样百出，除清史兴趣者耳熟能详的捐监捐贡，捐官捐衔外，那些在公务活动中受到降级、免职处分的官员，只要所犯过错不甚卑劣，多能通过捐纳体式格局，或复原职，或降等候补。其所捐缺分虽需躲避原省，却能够低价“指捐”，即在常规捐额上多加银钱，指名分派到自己想去的省份。

乾隆十一年，距上次免职不到一年时候，户部银库就收到王猷兑付的三千两白银，随即代为上奏，建议开复他的知县原官。当然，既然要与户部的官员、书吏们打交道，他实际所出的用度，就远不止三千两白银，一应关节杂费，是断断不克不及少的。捐复后，王猷被分发到江西候缺，这是他进士中第后事情了六年的处所，不但风土民情认识，不定有许多老同事、老上司，还留在当地任官，旧交一叙，可免除许多初来乍到的繁难。因此，分发江西，很大多是王猷加价指捐的效果，当然也有极小概率，是他的掣签运气绝佳，一击命中，得以故地重游。

固然破耗之数委实不少，但候缺排队，总是难以幸免。直到两年后的乾隆十三年四月，王猷才又铨得江西饶州府乐平县。这一年他四十六岁，仍属年富力强，哪怕仕宦履历很有些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但从乐平一任的表现上看，此次出仕，他的劲头并未过量消退。乾隆十七年六月，时任江西巡抚鄂容安将王猷从“中缺”乐平调署附郭府城的“繁缺”鄱阳，次年又具题实授，并加注“才具明练，堪胜繁剧”评语，与他此前得到的评价一以贯之。

鄂容安画像

诡异的是，王猷从乐平到鄱阳的人生轨迹，几乎成为数年前从夏邑到商丘的翻版：由普通县份调赴府城，那个令人欣喜的重用迹象才刚涌现，他未几的好运气便戛然而止，一年之内，构成断崖式运气落差——因事被参，免职逮问。对王猷提出参劾的，仍是此前将他调往剧县的巡抚鄂容安，其人不饰己过，倒是位磊落君子。

此次所参情由是贪鄙不职，向盐商勒索财帛。按照鄂容安所说，他固然驻节南昌，但在各府州中很有线人，王猷往鄱阳赴任不久，即被他访得勒借盐商白银三千两之事。巡抚十分警醒，即令盐驿道与饶州知府分头密查，不虞两路音讯一经汇齐，说法却全然两样。盐驿道宣称，王猷确有恐吓、作践盐商举动，至于收银若干，尚待详查。饶州知府则另执一词，坚称王猷只向贩子借了八百两银子，且是两厢甘愿，并无强索硬派情节。鄂容放心猜疑惑，爽性把该府行盐总商传至省垣，会同布政使、按察使等公同讯问。

总商既离本境，自然无所惧怕，故在巡抚眼前狠告王猷一状。说此人初到府城，就以宴会为名，向盐商等索借纱灯桌椅一应物什，因嫌东西送得太慢，一言不合，就将商会的办事厮役拿到衙门，作犯人一样平常拘押起来。贩子登门道歉，请他将人开释，王猷借机勒银三千两，情如绑票一样平常。贩子怕官，忙凑一千银子交去，因他嫌少，不得已又凑一千。然而不外数月，县衙故技重施，复以盐务不合规矩为名，锁拿厮役充作人质。商会无奈，只得再凑五百两银子，买个平安了事。至于饶州知府，总商也一气说出他收受现银二百四十两，及托换人参，赔欠差价等事。这好像也能印证，饶州府对王猷容隐纵容，纯属长处交关。

既闻此簠簋不饬，官官彼此劣迹，鄂巡抚赞不绝口，将府、县两官一本参倒，尽褫其职。时近乾隆中叶，大权独揽的乾隆皇帝已经一改登位之初为政尚宽的自我塑造，于治吏惩贪渐次雷厉。鄂容安是雍正十一年进士，晚王猷一科，乃父鄂尔泰系雍、乾之际首辅重臣、乾隆初政的代表人物，往常虽病逝多年，然其宠渥之深、秉政之久、门庭之盛，仍令皇帝心怀顾忌。鄂容安对此应深悉之，故极谨慎，凡遇有贪黩嫌疑的下属，特别是同出两榜之人，无不从重从快，向皇帝展示自己合于时宜的公正严正。

两年后，鄂容安的堂兄鄂敏被赐自尽，罪名是在浙江巡抚任上勒借盐商银六千两。雍正八年，鄂敏与王猷同登金榜，他的名次是二甲第二十九名，虽在应式举子中居于前列，但较王猷的二甲第八还稍有不及。当年，鄂敏凭借测验名次、满洲旗人、重臣后辈三重身份，顺遂选为翰林院庶吉人，尔后青云平步，在王猷盘桓县职，屡起屡踬的二十余年间，扬历中外，仕至甘肃、浙江、安徽、山东诸省巡抚。乾隆十九岁尾，鄂敏从浙江巡抚任上调离，很快遭到继任者参奏，称其有向盐商勒派重金之事，罪名审实，赐令自尽。按照《大清法规》，鄂敏的勒派之罪，属不枉法赃，即单纯收受盐商财物，但并未曲情坏法，替其办事。是以其时舆论，多以赐死之举为太重，结合上年甘肃巡抚鄂昌的文字狱罹死事件，更被视为乾隆帝清算鄂尔泰家族的政治大案。

王猷虽是绍兴寒门后辈，却与如同天上人也的鄂尔泰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他毕生的至高光荣，受益于会试座师鄂尔奇；政界的致命一击，来自本省巡抚鄂容安；同年兄中，更有宦迹悬隔，不期异曲同工的鄂敏。异样是勒索盐商，王猷仅以免职完赃论罪，固然有他职务低、金额少之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事发在鄂敏之前。如果事在厥后，举发者仍是这位因两堂兄之死，慑如惊弓之鸟的鄂容安，那么本章说话，和定罪等次，一定不会援引鄂敏之例，而王猷的运气，将更弗成测矣。

当然，哪怕仅止免职完赃，也足以将全无根抵的王家一扫而空。从现存档案上看，案发不久，王猷或即惊惧而死，统统追赃之事，均系其子王作孚出头。王猷涉案赃银计两千五百两，案发后自行赔补一千一百余两，所剩一千三百五十三两六钱无从下落，需从王作孚名下陆续追缴。对王家产业的抄检、清查事情连续时候很长，直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即案发后第七年，才在户部及江西、浙江两省巡抚的反复相同下，确认其原籍房屋已经变卖，且在江西各县及亲属处并无匿藏之产，子孙借屋居住，贫困不堪，现有未完赃银七百五十余两，可予豁免。王猷在鄱阳县任职仅一年，勒索而来的白银又是分批送到，即使肆意浪费，也很难在短时候内耗费一千三百两之巨。考虑到他此前曾以三千两白银捐复原职，故赃款去处，应以了偿假贷为主。

谁从宦海问前因

王猷因赃罢黜，荣誉凋零，自无诗文名世，但从他蟾宫折桂、巍科早拾的经向来看，未尝不是聪明有学之人，连鄂容安在参劾本章中，也谓之“稍有才情”。别的，或本于绍兴士人的吏干传统，王猷数任知县，每得上司“才猷练达”“堪胜繁剧”评语，于方志纪录也很有参验，是其宜于政事，并不是苦作八股的迂阔墨客。再结合他家景清寒，既乏田产，又无寄顿的实际情况，可知此人并不是弗成救药的赃官墨吏，复起于江西，以致调任鄱阳前，大概还能称为廉干。非如此，以他在河南的危险处境，很难不被高谋等人指摘劣迹，揭举贪名。至于勒借盐商，很大可能出于了偿捐纳债务的迫切需求。府城是商贾辐凑的荣华所在，膺权柄者，欲在负累重重之际持身自守，难矣哉！

大概是被考场顺遂耗尽了福气，王猷的宦海生涯，端的与霉运相伴始终。当我们以“王猷”为枢纽词，检索中国第一汗青档案馆线上目次题名时，“家系赤贫”四个字，与这位一流“做题家”的名字涌目前同一字段，显得格外凄厉刺眼。回顾他的一生：玉堂憧憬，被标新创新的皇命打碎；循吏抱负，被突如其来的丁忧中缀。怜贫济弱，抵不外包藏祸心与先入之见；明敏练达，求不来迁转升调与子荫妻荣。他的功名心很重，是真正想仕进之人。河南一任罚欠妥罪，换作旁人，不定要嗟怨一番，做些归田打算，他却在短时候内假贷巨款，捐复原职，实在是位善于调整心态的举措派人物。然而有此一节，缺乏家资储备和有力亲缘的他，又让自己和子孙万劫不复之地——当拥有权力者堕入以权偿债的扭曲景况时，其效果可想而知。

清人对于捐纳轨制的指摘，多有“惟有钱便可得官，使民气日益于争利而害及廉耻”“不忘市道，存好官多得钱之见”等说，又因捐班日益庞大，挤占正途晋升机会，尤其遭到科举成功者的鄙薄与反攻。但汗青的诡吊就在于此，王猷家世孤寒，科名佼佼，本该以清流自居，对开捐之弊最为讨厌。然而在他的官途又实在蹩脚，虽有起家之正，却不克不及“不忘市道”，终落得铜臭熏天，家败身亡。时耶？命耶？从古如斯。

发布于：上海市